美欧明确表示，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原则和规则将是重构全球经贸规则的基准，因而TTIP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内权力关系、国际贸易分工地位及价值观三个方面。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大国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结构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TTIP的排他性。欧盟是国际经贸规则的改变者，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TTIP谈判和国际经贸规则变动将考验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将面临欧盟更强的规制压力和对等竞争挑战。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中国应主动加强对欧外交，升级中欧经贸合作，了解、适应和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TTIP谈判对中国以及中欧关系既意味着严峻挑战，也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

　　当前，美欧正加紧磋商新一轮贸易投资谈判，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的确，美欧双方都是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变出发看待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TTIP)的。TTIP谈判不仅旨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释放美欧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潜力，而且还希望借此重构和主导21世纪全球经贸规则，因而TTIP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战略影响。

　　截至2015年2月，TTIP谈判已进行八轮，其复杂性和困难度远超美欧预料。2015年是美欧展开TTIP核心领域谈判的关键年，尽管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美欧难以按计划于年底完成谈判，但考虑到欧美经济相互渗透度高、经济治理理念和规则较接近、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加上跨大西洋两岸政治家和商业精英高度支持贸易协定谈判，美欧最终完成TTIP谈判的可能性仍较大。TTIP谈判在市场开放和竞争、劳工条件、环保等领域的标准均高于WTO一般规则，如果美欧将TTIP的原则和规则全球化，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机会和权力将遭受极大挑战。作为全球经贸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欧盟连续10年皆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贸规则变动无疑将考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关于TTIP的地缘战略影响，美欧学者大都基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化及其对西方自由秩序的挑战，根据各自不同的国际政治视角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类研究是从零和博弈角度出发，在重视增加霸权国和守成大国绝对获益的同时，更加关注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对获益，认为TTIP和TTP这样的协议，要么阻止竞争者，要么在消除任何不对称优势的前提下，迫使这些竞争者进入贸易自由化体系。由此，TTIP的性质和逻辑是地缘政治，涉及西方联盟与亚洲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且这些学者重视TTIP在未来跨大西洋防务与安全领域的作用，将其视为“经济北约”。另一类研究则着眼于国际规则与国际规范的趋同。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汉密尔顿提出，TTIP的目标是美欧经济规范的全球化并借此维护和提升美欧的地缘战略优势，但TTIP不应是遏制而是以新的原则和规则接触新兴大国，并指导其融入和参与全球经济。而在查理·库普钱看来，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依据西方规则设置的门槛越高，新兴大国遵循这些规则行事的能力和意愿可能性就越低。从这个角度来看，TTIP可能加剧西方与新兴大国的分裂。②随着谈判的推进，有关TTIP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国内政治对谈判的影响以及具体的谈判议题。③鉴于TTIP谈判指向全球经贸新规则，其本质是美欧对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制度性回应，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因而我们需予以高度关注。

　　本文主要讨论TTIP谈判的地缘战略意图以及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探讨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欧双方能否通过新的合作引擎，“共同致力于国际机制和规则的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

　　 TTIP谈判的地缘战略意图

　　TTIP谈判目标不仅限于推动跨大西洋两岸的增长与就业，美欧更加看重的是，借TTIP谈判为21世纪的全球贸易投资制定规则模板。然而着眼于全球层次的TTIP谈判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正如《耶鲁全球在线评论》所言，如果美国和欧盟就新贸易和投资标准达成共识，全球其他贸易伙伴就必须服从这些标准，且毫无发言权。可见，美欧TTIP谈判旨在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所导致的国际体系权力分散化趋势，凭借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规则制定权，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理念、经济规则和技术标准，借此达到削弱新兴大国在制订国际规则上的发言权、增加新兴大国国际竞争成本的目的。然而，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欧这一战略意图。

　　(一)TTIP谈判的主要内容与进程

　　2013年2月，美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定为达成一份全面、高标准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展开谈判。同年7月，TTIP谈判正式启动。谈判设置了三大主要议题：一是市场准入问题，旨在取消美欧之间的关税壁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开放服务和政府采购市场；二是监管议题与非关税壁垒，旨在解决双方技术标准和审批程序中的差异性，加强跨大西洋监管和标准的合作与兼容；三是制订有关双方共同关心的劳动、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全球议题规则，兼及与全球贸易有关的竞争与国有企业行为、贸易的地方壁垒、原材料与能源、中小企业与透明度等问题。其中，加强美欧监管合作与兼容是TTIP谈判的核心议题。

　　截至2015年2月底，围绕三大主要议题，美欧双方的谈判分歧主要集中于涉及经济安全的敏感性议题，如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金融监管、数字贸易与数据保密、食品安全、劳动与环境等，而在创新、能效、高科技领域技术贸易壁垒等方面，双方也持不同立场。美欧谈判分歧最激烈的议题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美方坚持采用ISDS模式，认为无此条款就没有TTIP，德法等欧盟大国则坚决反对把该条款写入最终协定，担心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利用该条款逾越欧盟国家主权，限制政府保护公民利益的权力和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如果采纳ISDS，那么更具竞争力的美国跨国银行就可能利用该条款弱化欧盟金融监管，进而瓦解欧盟金融稳定举措，不利于欧盟银行联盟的建设。

　　相比传统的自贸协定，TTIP谈判主要聚焦于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更具有多维的复杂性，涉及欧美各自内部社会经济制度，而战后欧美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路径及政策关切点上均有不同，因而，真正消除监管差异、达成一致面临艰巨挑战。由于谈判触及欧美社会经济生活诸多具体领域，双方公众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开始关注谈判且批评之声越来越大。欧盟内部担心，由于欧洲经济增长迟缓、欧元区与非欧元区政策差异造成欧盟决策力下降、疑欧主义导致反欧盟情绪上升等问题，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行动能力遭到削弱，从而使欧盟在TTIP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为消除公众疑虑，欧委会特意声明，TTIP谈判是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间平等开展的。⑥但欧洲智库仍然认为，美国在贸易协定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这是由美国全球战略规划所决定的。⑦欧洲公众对TTIP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就业持怀疑态度，质疑TTIP谈判会降低欧洲标准，使欧洲人生活方式“美国化”。欧盟左翼党派、欧洲绿党都要求提高TTIP谈判的透明度，呼吁慎重考虑TTIP可能涉及国家自主决策权、民主、环境、人权等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

　　美方一直居谈判主动地位并一再声明，双方最终要达成一份高标准的全面性协定，而欧方对此颇为踌躇。2014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曾建议最好降低协定目标，其理由是一份内容太过充实的全面性协定反而可能因噎废食，这多少反映了部分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差异，尤其是成员国利益在社会和环境领域重合度不高，对欧盟一方来说，TTIP必定是一份“混合性协议”。由于不少争议较大的关键议题被排除在外，美欧最后可能会务实地达成一份折中的“泛全面”协定，把重点集中在那些重要且容易达成一致的领域。美欧之所以有可能完成TTIP谈判，原因就在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盟则急需借助这一协定解决内部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欧委会有意通过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实施统一监管这样的“额外刺激”，推进欧洲内部久拖不决的改革议程，并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借重美国继续扮演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角色。美欧谈判过程也已展现出灵活性，最终双方会以取得利益平衡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