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大背景下，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转型已成为很多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多重目标约束下当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以利未来我国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

　　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能居于首位。大体上，我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9.72亿吨油当量，相当于德国的9.6倍、日本的6.5倍、英国的15.8倍。

　　二是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相比之下，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占比极高，2014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66%，全球仅次于南非（70.6%），是世界平均水平（30%）的两倍多；而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份额仅为5.6%，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3.7%。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亿吨，居全球第一。2000年至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7.6%。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尽管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2009年至2014年排放年均增速为4%），但要从目前的正增长下降到零增长，仅有十五六年的时间。总之，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我国的能源转型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影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推进的首要障碍

　　上述“四难”当然会增加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但这并不是影响我国能源转型正确推进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际操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的倾向。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简单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但实际上，巨额补贴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之重。例如，德国成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模范生”的同时，付出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据有关学者估计，仅2013年，德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直接补贴就达到180亿欧元。2013年，德国环境部部长曾表示，如果不收缩项目规模，德国的“绿色革命”在未来20年成本将达到1万亿欧元（不包括已经花费的几千亿欧元）。西门子公司估算到2050年能源转型政策的直接成本将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50年GDP总和的2.5%。因而不久前国内产业界掀起了一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否负担得起高昂补贴的争论。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德国目前能源转型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太高而导致的。事实上，目前风力资源条件良好的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足以与化石燃料电厂展开竞争。而在考虑化石能源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当然，目前全球尚没有一个国家建立基于“完全成本”的电力交易市场，但这表明风电和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技术和成本基础。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最早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30多年，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目前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只有2%多一点。然而，实践中，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成为推动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理由，拖延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