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问题在于，德国政府对新能源发电的关注和补贴，高于对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的关注和补贴，导致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发展滞后于绿色电力的生产。

       因此，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发电、送电、储电、用电，应当获得相对均衡的关注，如果补贴政策过度集中于生产端，将人为导致绿电产出的“相对过剩”，也造成作为公共资源的政府补贴的浪费。同时，由于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发展相较于绿色电力发电的发展更为缓慢，因此政府在进行补贴时，应预先将这种“时间差”考虑在内。

       舍费尔斯说，正是由于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发展的滞后，导致德国火电的退出速度较慢，因为为了确保电网平衡，仍必须保留可随时调节发电量的火电厂。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德国以褐煤为原料的火电发电量基本稳定，新增绿色电力填补的仅是核电退出的部分。也恰是由于这一原因，2015年在绿色电力过剩情况下，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竟然比2014年高出了1%，这直接导致人们怀疑，德国能源转型能否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消费端，问题更加严重，德国新能源转型的代价很大程度由德国普通消费者承担。在欧洲国家里，德国电价高居第二，比邻国法国高出了近一倍。从2006年至今的十年里，德国电价上涨了47%。电力开支甚至达到了普通家庭年收入的1/10。

       为补贴绿色电力生产商，德国规定了绿电采购价，而随着绿电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成本价和采购价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而这部分价差就由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来填补。目前的德国电价中，这部分附加费占比高达22.2%，而十年前不到5%。

       这意味着，绿电成本降低的好处都由生产商获得，而代价却全部由消费者承受。其好处是，生产商的生产激励越来越高，因此绿色电力产量快速上升；其弊端是，对贫困家庭和中小企业来说，压力越来越大。

       在绿色电力生产过剩的同时，消费者在为越来越贵的电价买单，这不得不说是德国新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大“顽疾”。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一能源转型模式在其他国家的可复制性。

      因此，《可再生能源法》改革草案来得正当其时，德国能源转型的确需要一次“范式转换”，尤其是消除由政府补贴和价格管制造成的市场扭曲。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必要补贴在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但也须警惕由此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正是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