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何把握好“去产能”进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毋庸置疑，“去产能”需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资产如何核销、债务如何处理”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导致地方去产能过程延迟，甚至出现反复。但是，当前产能过剩形成与恶化有诸多的非市场因素。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结构性脱节背后的体制性因素不解决，去产能可能仅是“一阵风”;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去产能”又存在很大的风险，政府并不能“无为而治”。总的看，应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着眼点，防止体制性因素导致新的产能过剩，通过产权改革、价格机制的完善引导市场出清，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第四，如何引导企业主动出清过剩产能。以往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去产能”政策必须适应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充分体现各个利益主体的互动、信息传递、预期，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全球市场看，长期产能过剩是客观存在的，在降低成本与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核心企业或寡头企业为利用快速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有时过度投资是迫不得已的，但在经济下行期由谁承受损失、谁关闭工厂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国内调研发现，不少企业自身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结构性改革下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取向

　　中央需尽快统筹考虑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政策措施，避免各省份出现“各自为政、自由裁量”，建议结合产能利用率、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等指标确定退出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在和行业协会的密切沟通基础上，摸清各地产能退出的情况，主要包括为化解产能过剩有多少设施或者企业需要退出、安置人员多少以及退出后的企业或者设施如何处理等。

　　要根治钢铁、煤炭、电解铝等竞争性行业中因市场化改革滞后而出现的产能过剩，根本途径在于加快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应放弃“扶大限小”的产业政策模式，避免国有企业在政策的激励下过度投资。同时要加快以合资形式吸收民营资本，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同时保障国有资本利益。对于竞争性强并且政府难以控制进入的产能过剩行业，应选择恰当时机，尽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三)健全地方政府与企业“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地方政府是消化过剩产能的主要组织者，必须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动力。第一，推动官员考核机制从GDP导向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环保等方面。第二，鼓励地方政府将过去用来补贴“僵尸企业”的资金节省出来，用来收购过剩设备报废、补贴下岗职工安置等，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第三，加大中央对特殊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对冲“去产能”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锐减。

　　企业是“去产能”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政府适当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贴。第一，融资支持。中央可设立专项政策性贷款，对于实施兼并重组并压减过剩产能的主体企业和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向认定的主动退出的中小企业提供中转融资或设备贷款展期。第二，税收优惠。对主动处理过剩设备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完善银行抵债资产税收政策。

　　(四)完善企业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机制

　　一是成立专门的行业重组金融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通过抵押品出售、资产管理外包、资产证券化、与私人资本合作等方式处理破产金融机构。二是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三是鼓励银行通过贷款展期、贷款减免、降息、计息挂账等方式推进债务重组，适当降低拨备覆盖率。

　　(五)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

　　一是支持各种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鼓励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创新产品和投资方式，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完善并购资金退出渠道，加快发展相关产权的二级交易市场;完善兼并重组有关土地政策。二是鼓励兼并重组与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相结合。引导生产要素集聚，实现国内产能向优势核心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