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福建漳浦，东南季风盛行。站在六鳌海湾的鸟嘴山上，海风阵阵袭来，人几乎无法站稳。

　　放眼远眺，36台高达55米的风机，沿着蔚蓝色的海岸线一字排开，呼呼“放电”，与背后的白云、浪花海天一色。

　　据现场的施工人员介绍，六鳌地区正处于盛风期，风速达每秒15米以上，可支持风机满负荷发电。整个电场建设总容量是10万千瓦，已分三期建设完成。

　　值得关注的是，六鳌风电不仅为福建漳浦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也是我国首个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单边CDM项目。

　　2006年7月27日，大唐六鳌一期0.6MW风电CDM项目成功获得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签发的22202吨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成为中国电力行业史上第一个获得CERs签发的CDM项目。

　　作为碳排放大户，电力行业无疑是碳交易市场的重要主体，各试点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主要的控排对象。与此同时，以五大电力为首的能源央企，也纷纷未雨绸缪、争先布局。

　　后京都时代，面对2017年即将汹涌而至的全国碳市场，将对电力行业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占比近半的电力企业又将如何应对？

　　碳市渐近

　　2013年6月18日，中国首个碳交易市场在深圳正式运行，开启了中国碳交易元年。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湖北七个碳市场试点的碳配额累计交易量为4854万吨，成交额13.8亿元。

　　“我国碳市场基数小弹性大。目前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交易额未达20亿元、交易量不到1亿吨，这对全国100亿吨以上级别的碳排放量而言，碳市场看似用处不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向《能源》记者分析，“也应看到，市场培育需要一定时间”。

　　以国家发改委稍早前发布的《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中国电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为基准来看，7个碳交易试点制度规则大体相同，但具体细节稍有差异。

　　在深圳，要考虑电力企业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在上海，仅将固定源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纳入到碳排放的核算范围内。在北京，则将固定源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外购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纳入到核算范围内。而在广东，仅仅考虑直接排放。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康艳兵对此指出：地方政府制定碳交易游戏规则，监管碳交易市场，但在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碳交易的政策设计也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不容乐观的，是备受关注的配额分配。

　　“配额如何进行分配，将直接影响电力行业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以及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成本，因而成为各参与方关注焦点，尤其是被纳入的控排企业。”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向《能源》记者分析，“当前，我国尚未针对首批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行业出台明确的配额分配方案，仍处于配额试分配及收集建议阶段。”

　　据唐人虎介绍，根据目前试点的情况来看，电力行业的配额分配方式主要为历史排放强度法和基准法。

　　北京、湖北、重庆和天津4个试点主要采用历史排放强度法，侧重于根据企业过去年份的碳排放强度来确定发放的配额量，这种分配方式相对于控排企业而言较为可接受性强，但不利于鼓励行业先进，容易导致配额过剩，碳市场活跃度不足的情况。

　　广东、上海和深圳试点采用基准法，这种配额方法侧重于根据行业标杆值确定发放的配额量，以此鼓励行业先进，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节能减排，但相应的电力企业的减排压力也会增大。

　　多位受访的电力企业人员表示，碳排放配额的确定和分配制度对碳交易市场的效率有着很大影响。但具体到实践中，依然存在政策透明度不高，分配和使用不确定等问题。

　　“电力企业虽然主观上愿意参与碳交易从而获得收益，但由于配额采取的是预分配制，虽然有签字确认，但不到最终结果出来时，企业无法确定其可分配到的配额究竟有多少；同时，假如时间上不满一年结算，企业也无法估算碳排放量是有盈余还是有缺口，配额是否够用。所以很多企业目前持一种观望态度。”上述知情人员透漏。

　　“我研究过上海、天津、北京3个试点，但转了一圈之后发现很难去做，各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也没有很大的动静。尤其在当前的经济状态下，如果想让发电行业参与进来，更多的是对火电为主的企业来说，是负向的激励。加之当前国家去产能、去杠杆的宏观大背景，企业参与更加难以实施。”行业从业者吴琦向《能源》记者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