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霖的“进门经”和自己的经历不无关联。在2012年前，他还在一家外贸公司供职，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光伏上游的硅片有所了解，2012年，他在上海家里的屋顶上做了一个小型分布式光伏电站，成为上海首批自建个人光伏电站的人。2014年，他进入了回归国内市场2年多的东方日升，专门评判地面电站的投资。

　　有人把他称为“光伏农民”，他对这个称呼并不介意，反而很欣赏，因为“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就像农民播种，种子从开花到结果，有太阳就会有收获，他所做的事情，是让大家享受到‘太阳红利’的一种途径。”

　　这里的红利，不仅包括公众对于能源红利的获取，也有企业对于利润的追求。他认为，任何健康的市场都是趋利的，现在很多光伏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这意味着其背后有很多投资人，所以，能源公司肯定要在项目中实现利益无可厚非。他认为，国家除了出台鼓励政策之外，还可以通过更平滑的市场方式解决问题。

　　“毕竟，光伏的区域性强，每个项目的工地条件不一样，建电站也是有一个周期，所以，更为过渡性的政策或许适合这个行业，直接补贴到税收优惠这样的去过渡。”他说。

　　徐鹏飞和陈继霖最幸运之处，是享受到爆炸式的资讯、共享经济的便利，也让产业化分工深入人心。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他们会认为，做大或许不是最好的，对内生价值和深耕细作的追求，或许来得更有价值。

　　在他们的行动中，这种区别已经有所表现。在平台运营已经开始、撮合交易步入正轨的时候，陈继霖和他的团队，让供应链金融的风控系统适用更多的场景，以便产生更大的价值。徐鹏飞则瞄准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做设计、做产品的新应用。

　　我曾问他们，你觉得当下的光伏从业者最需要什么?他们几乎没有思考，说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要先从产品入手，同时做几类产品，在发现产品应用是一个较好的方向之后，再决定需要深耕的方向。就像喂鱼一样，把东西投进去，才能看到鱼能不能吃，鱼能吃你的东西，你才有可能钓到鱼。”徐鹏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