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知情人的说法，那一千亩的沙地就在这个栅栏里面，原本打算这里铺上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交给企业经营，但是这个项目最终破产了，所以企业在光伏扶贫项目上的支出，需要当地来解决。
　　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事实呢？记者再次找到贺兰县扶贫办书记。
　　陈国忠：当时考虑设计初衷还是好的，项目里面还有1000多亩沙地，想做一点光伏的设施农业。原来想的是这边建好以后，光伏农业一建，把这边投入3000元（每年）全部还给移民，然后拿这1000亩光伏农业给企业运作，最后的这个设计没有批准。
　　沙地项目失败，就让贫困户自己购买光伏设备为自己脱贫，这样的说法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为了解决扶贫项目的资金问题，国家要求银行系统给与支持。为什么还会让贫困户自己掏钱呢？
　　陈国忠：这里面涉及到银行的问题，看银行给你贷款不贷款的问题。
　　记者：银行有什么顾虑呢？
　　陈国忠：银行当然有顾虑了，我跟自治区的农发行联系过，现在就是你贷款可以，你得有抵押担保，但是你村上合作社还是公司也好，咱现在没有什么资产抵押，也没有担保。
　　记者：那光伏项目就是你们的资产啊？
　　陈国忠：银行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就这样，最后当地选择鼓励村民自己购买光伏设备。

　　今年3月下发的《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家能源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个单位联合下发的。这份文件当中，特别提到，要因地制宜的推进光伏扶贫。对这五个部门的职责分工非常明确：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对各地区上报的以县为单位的光伏扶贫方案进行审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光伏扶贫工程提供优惠贷款。
　　扶贫项目缘何卡壳？
　　但是落实到地方之后，分工明确却变成了“没人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宁夏扶贫办副主任张吉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扶贫部门在呼吁和关注的一件事情。
　　记者：仅仅是呼吁吗？
　　宁夏扶贫办副主任张吉忠：我们以后的光伏扶贫工作、光伏工作主要还是由能源部门来主导。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关的主管部门对我们扶贫项目能够开绿灯，能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注。
　　扶贫办面对问题，强调要不断呼吁，那么当地的能源部门，面对这些问题又想到了什么解决办法呢？

　　记者：农户觉得自己没有2万5，他们拿不出这个钱，村里也拿不出这个钱。
　　贺兰县发改局局长杨慧：政府也拿不出钱。
　　记者：政府有扶贫款啊？
　　贺兰县发改局局长杨慧：关键是一个县才多少？一个县本级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我们现在还是全区最好的县，一年才十五、六个亿，这十五、六个亿又发工资、又保障民生，哪有钱回购这些东西？还要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所以非常紧张。
　　对于扶贫资金由谁出的问题，国家的要求是地方政府来统筹落实，但贺兰县拿不出这笔钱。当地发改局认为，即便有资金，也不合适拿来投资这样的项目。
　　贺兰县发改局局长杨慧：政府不便于做这个事情，每一个光伏项目投资都很大的，它而且回收的周期特别长，二十多年，政府投资这些东西，谁来管理？谁来维护？谁来经营？都是问题。
　　这是国家在今年三月公布的关于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这里面，对于贺兰县发改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已做了详尽回答：地方政府落实扶贫资金，地方政府依法来确定项目的运营和维护企业。
　　记者：您认为这个不该政府掏钱，应该企业把它做起来？
　　贺兰县发改局局长杨慧：嗯，而且通过农户签约收益的方式也好，出租房顶也好，通过各种方式老百姓也愿意，反正屋顶闲着也是闲着。
　　海润光伏副总经理徐湘华：我们也体谅政府的困难，如果单纯让咱们目前的这些光伏企业，大规模来投资这个扶贫电站，其实这个商业模式是没法做很多的。
　　就这样，一个事先设计很好的光伏扶贫路线图，最终却完全走了样，一个原本政府，企业，贫困村民三方受益的项目，建好了之后却没有一方满意。直到今天，这些铺满贫困村民家中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也没能给村民带来应有的收益，屋顶光伏扶贫计划在这里静静的晒着太阳，无人问津。
项目难落实究竟谁之过？

　　精准扶贫，要求的就是扎实调研，务必确保项目安排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而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地区，涉及3000人的扶贫工作却先后都出现了问题，这不得不让人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光伏扶贫的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在基层的执行上出了问题？

　　记者：它中间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宁夏扶贫办副主任张吉忠：有些点可能当初选的时候我们区县或者企业在选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基础工作做得不扎实。包括后期的资金整合不到位，有个别的项目因为可能它刚开始考察的时候不够全面或者是不够深入，这些因素导致很困难。
　　精准扶贫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深入、不全面的调查，加上资金整合模式在项目实施一开始就没有切实的规划。匆忙上马的结果是扶贫项目开始到一半就陷入困境，直到现在，问题也没能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我们大部分省市要在2018年就要全部脱贫了，时间又特别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经过很好实验的，各种模式都上马运动式的嘛，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运动式的扶贫。光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弄歪了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光伏扶贫，最早进行试点的是安徽金寨县。因为项目对技术、体力要求低，可以帮助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而广受好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考察了金寨县的试点经验之后，上报国家层面，并在全国进行试点推广。

　　记者：刚开始看金寨村的方案的时候，又没有想过在全国推广起来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我确实想到过。把一个点上的作法，在面上推广，确实有它的难度，因为原来金寨县的作法是有一个企业愿意捐赠三分之一的钱，符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就不一定很多，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扶贫资金里面，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做这项事情。把这个模式推行下去，确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每个地方的基层干部，对光伏扶贫的理解恐怕也不一样。
　　成功经验，在宁夏卡了壳。全国范围内，这项试点工作，卡壳的并不仅仅是宁夏一个地方。同样是通过光伏设备发电，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但是各地基层政府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执行力，却直接影响扶贫的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要把各地的各种经验进行交流、充分讨论、实事求是。要改变（地方政府）他们的观念，看到好的模式，他们受到启发之后，就会模仿、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改变。
　　记者：您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我觉得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能源局、国家扶贫办要协调，包括电网企业、金融系统，系统配合，涉及到好几个单位。

　　记者短评：做扶贫工作，最怕的就是贫困户“等靠要”，一旦思想上出现了“惰性”就很难帮扶。那么在进行扶贫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反思一下，基层工作是不是也存在着“等靠要”。是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还是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出现了问题是继续等政策还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一旦扶贫工作出现了惰性，失去了执行力，那么精准扶贫的目标蓝图也许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