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式是提高居民用电价格。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电力倒挂问题。我国工业企业用电量大，用电成本最高；居民用电量小，用电成本低，一直是工业用电在补贴居民用电，这与发达国家情况相反。其实工业企业用电成本高，最终反映在生产产品的价格高，这部分费用看不见，但却加重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与其这样，不如提高居民用电价格，让居民支付看得见的成本。

　　现在我国居民用电价格地区差异很大。北京地区居民用电水平已与发达国家相当，但价格依旧是2006年核定的0.485元/千瓦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北京居民的用电成本相当于2006年的60%，与其他省市相比，用电成本偏低，居民收入水平与用电成本严重不对等。所以提升居民用电成本，重点落在收入高但用电成本低的地区。据我们研究测算，只需将现在的可再生能源居民用电附加值从1.9分钱提高到5分钱，即可解决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问题。

　　第二种方式是对煤电征收碳税。这里传导机制可以有两种，一是用征收的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预计千万元碳税即可解决现在的可再生能源补贴难题；二是改善现在的碳配额交易制度，实行一旦排放温室气体就征收碳税，提升煤电企业发电成本，预计每度电成本增加3～5分钱，这样可再生能源与煤电成本基本相当，也就有了市场竞争力。

　　电力消费的最终趋势是，煤电会主要担任调峰的角色，但仅仅给予电量电价肯定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可以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给予煤电容量电价，让煤电负担的成本与社会其他产业成本达到一个平衡，从而实现能源安全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由于我国要实现大气雾霾改善目标和气候变化目标，我国的能源系统必然转型，而且转型速度还会很快。因而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一个基本趋势，现在不转型未来的成本会更高。因此需要全力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打造一个适合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的电力供应系统。短期内就必须要开始规划和安排，同时统筹化石燃料发电的缩减，在避免大量社会问题出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燃煤电站的自然退出，避免大量的沉没成本。同时也要考虑适当的电价调整，适应燃煤电站更多调峰，让燃煤电站在减少发电利用小时的情况下给予容量和调峰电价，构造一个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情况下安全的能源供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