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两位光伏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曹仁贤在北京召开媒体沟通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全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光伏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最关心什么问题?会议现场，刘汉元多次提到光伏行业的税费减负以及光伏补贴资金缺口问题。曹仁贤则呼吁加大补贴力度，将1.9分钱提至3分钱。

       刘汉元：建议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

       刘汉元在现场多次提及光伏企业的税费负担问题，并称该问题已成光伏业健康发展的头号拦路虎。

       光伏行业到底涉及哪些税费?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从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电池片、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产，再到下游的光伏发电，都被全额征收各种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7%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超过20种其他税费，就连国家补贴的发电收入都还要全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刘汉元表示，根据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1毛到1毛5分。“仅从光伏发电端看，每度电的税费已经达到1毛7分到2毛3分。税费成本居高不下是导致光伏发电需要补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刘汉元强调。

       对此，他提出，建议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相关税费，助力光伏尽早实现平价上网。

       谈到光伏补贴资金缺口问题时，刘汉元认为应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建议全面推行碳税政策，同时辅之以“绿证”制度。

       “从2008年至今，国家已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10年时间，投入了超过一万亿元资金。”他指出，国家有理由继续扶持光伏的发展，我国财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撑其峰值时每年1000-1500亿元的补贴金额，无论运用市场化机制还是政策性措施，中国都有能力、有条件解决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

       针对光伏扶贫项目，刘汉元认为其存在较零星、分散的问题，导致实施过程成本居高不下，运维管理困难，且“重建设、轻运营”问题突出。

       此外，刘汉元谈到，无论是政府扶贫资金筹措，还是参与扶贫项目开发企业的融资都遭遇到很大困难。现有的国家扶贫基金已经形成固定项目，想从既有项目手中腾挪资金划给新项目，几乎无法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用商业光伏电站建设指标还换区扶贫项目出资的情况，即集中式扶贫电站投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等同于把商业光伏电站的建设资格“明码标价”，用政策要求商业光伏电站分利润给扶贫事业，更有部分地方政府未出资，但要求享有电站一定比例股权的情况。事实上，这是讲光伏扶贫工作的资金压力全部转嫁给了企业，增大了企业的资金负担。

       与此同时，光伏扶贫资金不足、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刘汉元建议，大力发展适度集中化、规模化的村级扶贫电站，加大光伏扶贫项目建设质量的把控，强化村级和互用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保障贫困户受益;加强对光伏扶贫的金融支持力度，及时到位政府应承担的项目建设资金。

       曹仁贤：“补贴不起”清洁能源的说法是偏见

       曹仁贤坦言，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化石燃料的污染物问题。尾气排放、煤炭燃烧都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二氧化碳虽然无毒但有害。“所以我呼吁将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曹仁贤说。

       “我们很多火电厂都声称实现了近零排放，这是在误导广大消费者。”曹仁贤指出，近零排放指的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现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脱硫脱硝的设备还有一分钱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应该补给清洁能源。如果把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就能让公众知道，如果能控制住二氧化碳，这些伴生的污染物也会得到控制。”

       此外，不少人争议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过大，导致补贴过多，“补贴不起了”。曹仁贤认为这种想法是有偏见的。

       随着未来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电动汽车的大量应用，未来电力将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伏装机1.3亿千瓦，风电不到2亿千瓦，但电量利用小时数非常低。火电机组4000-5000小时。2050年，化石能源逐步退出了，我们的电网、我们的汽车依靠什么?肯定是清洁能源。

       所以，装机规模问题和补贴问题是伴生的，随着装机规模的扩大，成本也将逐步降低，补贴也会随之退坡。如果没有规模，成本也非常难下降。现在的补贴就是为了“不补贴时代”能早点到来。

       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企业都没有太多的现金流，都是非常克制地获取利润。所以希望大家客观理解补贴机制，其实就是国家需要拿出部分的资金去补贴环境，让广大可再生能源去运转下一部分的研发费用。对此，曹仁贤呼吁加大补贴力度，将1.9分钱提至3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