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投资思路的利弊我们已经有所讨论，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第二种投资思路呢？

　　很明显，第二种投资思路在一定情况下会让投资者错失“良机”，比如按账面价值计算，巴菲特1999年的投资业绩落后标普500指数达20.5%，这是他从事投资47年（1965-2011）来的最差业绩，假如巴菲特投资互联网股票，那么其投资业绩一定不会这么糟糕。

　　但这种投资思路在控制风险方面效果更好。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企业经营的风险来自何方。一般来说，企业经营面对的风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实业发展本身的波动，而这又分为两种，一是企业自身的兴衰，二是经济和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其次是杠杆率，杠杆率越高的企业，风险越大；最后是投资和负债现金流的期限错配，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短融长投。

　　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的风险比较容易理解，但企业应该如何克服实业发展本身波动所造成的风险呢？这方面的答案在于投资的最低利润必须能覆盖其成本。具体来说，投资回报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稳定的部分，二是追求风险所带来的部分，企业需要做的是尽量提高第一部分，同时限制第二部分。提高第一部分就是上文所说的企业不应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但对企业来说，稳定部分所带来的利润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也要能覆盖投资成本才行，这时的利润就被称为最小利润。

　　对于企业的兴衰而言，确定最小利润的方法在于研究当公司经营出现重大错误时，企业保持生存所需的利润。对于经济和行业的周期性波动而言，确定最小利润的方法是研究历史上周期的频率以及周期低谷对公司经营可能造成的最坏影响，并以此来确定保持企业生存所需的利润。归根结底，假如最高利润是企业经营所要摒弃的，那么最低利润则是企业经营所必需的。希望长久生存的企业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比最低利润尽可能高的利润。

　　在这方面，日本的京瓷公司是一个正面典范。京瓷公司的成功来自三点，一是不借债，这意味着公司规避了高杠杆和期限错配所造成的风险；二是投资利润高的行业，这说明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三是专注，不投机房地产或股市，这既避免了相关实业发展本身的波动，也规避了投机可能造成的高杠杆和期限错配。

　　反观尚德，其并未注意实业发展本身的波动，一味扩大产能，而且大量的债务意味着高杠杆风险，而短期债务与长期投资回报之间的期限错配也让公司焦头烂额。可以说，尚德的投融资行为几乎从反面“完美”诠释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现在想想，假如尚德当初选择第二种投资思路，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去追求利润，那么现在光伏行业的寒冬对其来说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扩张机遇，因为兼并和收购的成本会很低，而尚德将持有大量现金。等危机过去，尚德可能成为这场寒冬的大赢家。

　　尚德的“中国式问题”

　　然而，施正荣不是傻瓜，他选择第一种投资思路也有他的理由。因为目前无锡尚德规模够大，一旦破产会造成工人失业、相关贷款转为不良、地方政府失去一张耀眼的名片的结果，所以从地方政府和银行的角度来看，救援无锡尚德的动力相当大，而这正是施正荣需要的。进一步说，施正荣通过绑架银行和地方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无锡尚德大而不能倒的局面，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滋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另外，施正荣还有一条“救生艇”，即那些围绕尚德的关联公司，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亚洲硅业。根据媒体报道，亚洲硅业是尚德的主要硅料供应商之一，其高管是施正荣的亲信，而该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施正荣。2010年，硅价已经开始下滑，但亚洲硅业和无锡尚德却签署了总额为15亿美元、为期7年的长期供货合同，这在日后造成了一种结果，即当硅料价格急剧下跌时，无锡尚德仍以远高于市场价的水平向亚洲硅业采购。2011年，由施正荣家族私有的D&M Technologies Limited收购了亚洲硅业91.3%的股份，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尚德和无锡尚德均在苦苦挣扎时，亚洲硅业却依靠过去与无锡尚德签订的长期合同而继续盈利。

　　从施正荣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交易。当行业形势大好时，尚德和亚洲硅业都会赚钱；当行业形势恶劣时，亚洲硅业可以从尚德抽血而保持盈利。但如此一来，风险和损失则转嫁给了地方政府、银行和投资者。

　　不过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给了施正荣两种选择，一是地方政府和国开行注资救援尚德，但施正荣需要将个人资产做无限责任担保；二是上市公司退市，其子公司无锡尚德国有化。这两个方案均被施正荣拒绝，因此现在双方仍在僵持中。

　　尚德投融资的教训很多，既有顺周期追涨杀跌的问题，也有风控失守的弊病，还有中国式的大而不倒和道德风险，以及关联交易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可以说，尚德的例子反映了诸多中国企业的通病。在众多行业产能过剩、深陷寒冬的今天，假如尚德是一面镜子，那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是否从中看到了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