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汽车、船舶等多项工业产品产能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为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各地争相上项目，导致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当前的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介绍，2012年我国产能利用率仅为57.8%。在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不但存在于传统产业，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等新兴产业也同样存在产能过剩，而且呈现“一边产能过剩、一边新增能力不减”的奇特现象。

       分析这两个时期的产能过剩，就会发现有本质上的不同。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增速出现下滑，但这种现象是周期性的、暂时性的，已被后来长达近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验证。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面临完全不同的境地。经济增速下滑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呈现出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外需持续不振，土地、劳动力与生态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不再导致资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与地区转移的复杂局面。

       为何我国的粮食、肉禽蛋等农副产品产量名列世界前茅，服装、鞋帽等产能也是全球最大，物流等服务行业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但是这些行业从未被提及产能过剩，而单单提及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形成产能过剩，归根到底是市场机制发挥得不好。从钢铁、水泥、船舶、多晶硅、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情况看，背后都有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在操控，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深究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的巨大诱惑。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属于流转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流转税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企业生产运行就要征税，而不管盈利与否。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属于资源消耗大、产出也大的行业，流转税额是非常可观的，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更是如此。

       二是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特殊竞争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往往采取土地价格优惠、政府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这些项目的投资主体主要是行业内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又争相贷款扶持。

       三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没有真正市场化，定价机制不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成本大小。此外行业标准的低门槛、市场的多样性、违规的低成本等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危机。

       四是地方政府片面的政绩观。在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很难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上没有投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投资决策没有制约，不利于控制产能过剩。

       五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根本上讲，投资形成的最终产品有赖于消费来加以消化，如果消费增长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则产能过剩将难以为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增长，实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与长期保持较高增速的投资相比始终处于弱势与不足的地位，而且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投资对消费的“挤占”效应，即通过压低消费来实现投资的高速增长，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六是部分落后产能仍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我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且呈现多样性。以农村建设房屋为例，农民建设房屋对钢筋、水泥的质量要求不高，低标号水泥与钢筋因价格低廉大受欢迎，这些落后产能有市场需求，就有存在的空间，这就是为何用行政手段很难完全控制落后产能的原因。

       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采取扩大总需求政策，进行货币扩张已不现实；同时受居民收入水平等限制，消费能力也不会快速提升；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产能过剩也未必奏效，部分新兴产业也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已经证明这一判断。

       应该从供给端着手解决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破除导致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其次要研究制定有利于抑制产能过剩的税收政策；三是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设置准入性门槛，行业标准的制定要综合考虑有利于保护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进而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四是向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过剩产能，同时积极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