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机理及化解路径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分歧。从宏观视角，产能过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产能过剩与当前经济下行孰为因、孰为果?“去产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需求侧的问题，抑或两者兼有?“去产能”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主导，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的政策体系?诸如此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都有待深入。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是加快结构性改革，并把握好“去产能”进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当前产能过剩的主要特征

　　近两年，尽管国务院及各部委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频繁出台，但过剩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之一。当前的产能过剩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范围扩展。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扩展到造船、汽车、机械等领域，甚至也蔓延到了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

　　二是长期性。这轮产能过剩已从以往的相对过剩转变为绝对过剩，再依靠经济复苏后的快速增长来化解将面临很大困难。目前，我国人均产钢量达到600公斤，从国际经验来看已进入峰值区，在今后几年内将可能快速下降至人均500公斤。按此测算，“十三五”末期钢产量在7亿吨左右，考虑到正常80%的产能利用率，现有产能超过需求2亿吨左右。从煤炭行业来看，随着能源结构转型和污染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煤炭需求量上涨空间有限。今后几年，如果目前已核准的新建、改扩建煤矿陆续投产，至“十三五”末期煤炭产能将超过需求10亿吨以上。

　　三是规模不经济。从管理上看，看似简单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亟须转型等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体现，结构分散、粗放发展顽疾仍存。以钢铁行业为例，排名前10的钢铁企业粗钢产量仅占全国的36.6%;30万吨以下产能的煤矿仍有7000余处，其中有4000余处存在排放、安全不达标的隐患，体现出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能力薄弱。

　　四是衍生风险大。从影响上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行业全面亏损的状况值得高度警惕。2015年前11个月，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水平由2014年的盈利186亿元转为亏损531亿元;国有煤炭企业整体由2014年盈利328亿元转为亏损238亿元，大中型煤炭企业亏损面达到90%。部分“僵尸企业”“拆东墙补西墙”，企业的运营风险在不断累积。在一定意义上，产能过剩就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会形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国推进“去产能”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结构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脱节。从需求来说，既要看到内需不足，也要看到需求外溢，许多中国人在国外大肆扫货就是例证。从供给来说，既存在低层次产品和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的供给不足。我国推进“去产能”进程面临着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和界定产能过剩。在理论层面，产能过剩就是处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生产设备的开工率(或利用率)低于平均成本达到最小时的情形。在实践层面，产能过剩一般被表述为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超过了正常期望水平的状态。产能利用率是测度产能过剩程度最直接、最常用的指标，其是指企业或行业的实际产出占潜在生产能力(或者合意产出)的比重。一般认为总体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合意”区间是79%—82%。事实上，产能过剩应从影响和危害的角度加以判断，市场经济和充分竞争条件下产能过剩固然是常态，但如果造成了行业经营效益普遍大幅下降甚至亏损，企业大范围难于盈利、积累能力和技术进步受到严重影响，就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与产业组织形态、全球竞争格局、技术革新等方面都有密切关联，必须动态地认识产能过剩问题，将长期性、绝对性、高风险性的过剩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内容。